分享为深挖贵州本土独有的革命红色资源，体悟中华民族战火之中坚守的人道主义精神，近日，贵州大学蒲公英支教队走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远和平村旧址，开展实地红色调研研学，在史料中读懂反战历史，汲取青春力量。
图1 队伍参观和平村遗址后合影
和平村全称为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是全国现存唯一完整复原的抗战日军战俘收容所，与西安第一收容所南北呼应，专门收治、感化南方战场俘获的日军官兵。收容所1938年始建于湖南常德，历经辰溪中转，1938年12月迁驻镇远原清代总兵署、民国第二模范监狱，1944年11月因战局迁往重庆，在镇远扎根5年9个月，1946年正式撤销。原有建筑历经战火损毁，如今场馆依靠归国战俘手绘草图原样复原，完整还原战时收容、教育、生活场景；存续期间累计收容改造日军战俘600余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极具特殊性的人道主义地标。
图2 和平村演变历史
抗战时期，收容所严格遵循《日内瓦公约》人道主义准则，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郭沫若等人推动下，践行优待、感化战俘的文明管理模式，摒弃暴力惩戒，创新推行三级分层改造制度：对彻底认清军国主义罪恶、树立反战思想的战俘，准予走出院落，与镇远百姓自由交往；思想仍在转变、认知尚不充分的战俘安置中院，常态化开展汉语、文史、反战理论课堂；少数顽固军国主义分子安置后院防空洞，持续开展正向思想引导与教育。
图3 收容所旧址模型
即便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我方仍全力保障战俘生活：按月发放肉票粮油，保障基础饮食；开设纺织手工、汉语教学、文体活动，丰富精神生活。不少改造完成的战俘熟练掌握汉语，和当地民众一同生活闲谈，抽汉烟、聊家常，跨越国界与民族隔阂，书写下烽火里难得的和平温情。1941年，在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牵头、党组织统筹推动下，收容所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训练班，巅峰时成员137人，占在押战俘近四分之一，成为前线反战宣传核心力量。
图4 鹿地亘聘书
和平村温情改造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邹任之、康天顺两位先辈的毕生坚守。首任负责人邹任之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以平等包容的姿态与战俘深度沟通，耐心宣讲和平与反战理念，深受战俘敬重。他离世后，当年受其感化的归国战俘自发联合，抚养其留在日本的长子，成为中日民间温情往来的一段佳话。
1942年，受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指派、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的康天顺赴镇远担任少校管理员，和平村战俘改造迎来黄金时期。彼时收容所卫生条件恶劣，疟疾、肠胃炎、寄生虫病大范围流行，康天顺大刀阔斧革新：深挖洁净水井、改建公共澡堂、设立医务室，从源头阻断疫病传播；同时优化伙食管理、增设文体活动，大幅降低战俘病亡率。据1944年《救护通讯》战时一手统计档案记载，豫湘桂会战后期被俘日军兵员素质断崖下滑、后勤全面崩溃，大量战俘因溃散、伤病被俘，而和平村系统化的医疗、卫生保障，与日军虐待俘虏、漠视士兵生命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彰显中国抗战的文明底色。
这批经和平村教育觉醒的战俘，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独特且不可替代的贡献。反战同盟工作队成员跟随我方将士奔赴前线，通过战地喊话、宣讲书信、亲身叙事，向侵华日军揭露战争真相、控诉军国主义荼毒，有效瓦解敌军军心，动摇日军作战意志。史料统计显示，豫湘桂会战后期日军精锐枯竭、兵源透支、士气全面溃散，大量士兵厌战脱队，和平村战俘的前线反战宣传，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图5 前线反战宣传
战争落幕之后，无数归国战俘始终铭记镇远给予的善待与和平启蒙，大批人员加入日本共产党，终身奔走于中日和平运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多战俘携家属重返镇远和平村，寻访旧居、追忆岁月、祭奠历史，成为维系两国民间友好的重要纽带。数十年光阴流转，和平村承载的人道主义、反战求和、兼容包容精神，始终是中日民间友好对话的重要基石。
图6 队员认真倾听讲解
此次镇远和平村红色调研活动，让蒲公英支教队全体队员沉浸式触摸红色历史、感悟和平力量。队员们深入了解了战时人道主义的中国担当，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心怀仁善、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接下来，队员们将深耕红色文化传播，把此次所学、所见、所悟转化为支教育人的生动素材，讲好镇远和平村的红色故事、和平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反战和平精神深入人心，以青春之力传承历史、守护和平、践行担当。
撰文 | 池佩萱
图片 | 吴庆美
审核 | 卢世萍
来源：大学生云报 | 池佩萱 韦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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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韦玉竹 责编：黄涛 + 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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