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常人眼里仿佛是“中了魔”的人，他们的思想、行为举止异于常人，因此在外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敢于抒发心中愤懑，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舍身救世，哪怕被世人误解为“痴人说梦”。
而老舍的散文《诗人》为古往今来那些被称为“狂人”“痴人”的勇者正了名。他好像能够穿越千年与这些人对话——他知道屈原“披发行吟泽畔”是对楚王偏听谗言的不满，理解李白斗酒诗百篇，也懂得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志趣。奇怪的是，这些看起来做出“有失正统”行为的“怪人”的诗篇，却流传至今。
许是因为同为文人，老舍便更能理解他们的行为。他知道，“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鲁迅曾发出疑问：“从来如此，便对吗？”而我也从字里行间读出了老舍的困惑：“有违寻常，便是错吗？”在他看来，天才总是与常人有异，所以常人无法理解是应该的。常人无法理解诗人的行为，因为他们不拘小节；常人无法理解诗人的思想，因为他们居安思危。
老舍在写作时运用了大量的典故，不管是说明“诗人在举动上是有异于常人的”还是“诗人在创作的时候确实有点发狂的样子”的时候都能充分地证实自己的说法，足以见其深厚的文学底蕴。老舍除了对市民社会心理弱点进行剖析外，还将审美视角投向市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现实的发展中探讨市民性格动态变化的时代原因，加深了对旧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的批判，对民族性格的思考更加深刻、深入。
诗人心怀大义，愿意为国捐躯，谁也没有他们心细，没有他们更能看清这个世界。也许因为太过清醒，清醒到周围的人都不愿相信、且不敢并不能相信，因此他们给这些无法理解的人冠名为“痴人”“疯子”。不过是他们自己在害怕罢了。他们没有诗人那样细致的观察力发现问题，也没有诗人那样的勇气提出问题，更没有诗人那样的魄力去解决问题。“做不到”再加上常人这样大的群体对诗人这样小群体在人数上的压制，时代的勇者便被他们说成是疯子，是“中了魔”的人。
本文作于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写道：“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他与鲁迅都致力于关注中国传统农族性格的劣根性并加以批判，都思考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国民性问题，也都试图靠文学来拯救国民的思想。
《诗人》写的不仅仅是诗人，也是老舍本人，是和他笔下的诗人一样——一个“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