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长江的雾气漫过武昌城，汉口钟声敲了六下。武汉中学旧礼堂里，油灯把讲台照得昏黄。二十七岁的国文教员董必武把一叠讲义按在胸口，像抱着一捧火。台下坐着穿长衫的、赤脚的、扎辫子的女学生。有人举手：“先生，读书能救中国吗？”
董必武把粉笔在黑板上重重一点：“读书本身救不了中国，但读书的人如果心里装着中国，就能救。”
铃声骤响，他抬头望见窗棂外一线鱼肚白——那一线白，后来被他写进日记：
“1919 年 5 月 7 日，武汉中学铃声破晓，我知教育之河自此发源。”
1927
黄安暴动失败后的第七夜，麻城县高等小学堂成了临时避难所。董必武蹲在门槛上，就着月光把一张草纸裁成三十二页，用毛笔写下拼音：“人为什么穷？地为什么荒？”
油盏里只剩两根灯芯，他掐灭一根，说：“省一滴油，多发一页书。” 夜校的学生是扛梭标的、扶犁的、裹小脚的。他们第一次发现，字可以像子弹一样打进心里。
多年后，这本《黄安农民夜校课本》被董良翮揣进北京站的绿皮火车，成为晋县 3 所夜校的母本——那是后话。
1938
日军铁蹄逼近武汉，三等车厢挤成沙丁鱼罐头。董必武把怀表啪地一声扣在小桌上，“诸位，表慢十八分钟，正好够讲一段持久战。”
他掏出粉笔，在熏黑的铁皮壁上写下“敌、我、友”三个圈。
十八分钟到，汽笛长鸣，乘客鼓掌。一位青年后来回忆：“那十八分钟，是我一生的大学。”
那青年叫李公朴，后来把十八分钟编成《抗战歌曲十八首》，在湖北 27 所中学传唱，成为战时音乐教材的雏形。
1943
中央党校大礼堂，炭火噼啪。董必武把算盘珠子拨得山响，六角钱伙食费短了账。
他在支部会上烧掉一只纸船：“六角钱，是边区娃娃一冬天的课本费。”
第二天清晨，他夹着灰烬走进课堂，给三百名学员讲《财政经济问题》。这批学员结业后，一半人去办冬学、民兵夜校，怀里揣着董老印的《怎样办冬学》，封面正是那只“六角钱纸船”的剪影。
1945
联合国制宪会议开幕前夜，唐人街成衣铺灯光昏黄。董必武指着最便宜的粗呢西装，说道：“25 美元，袖子长了好，省布票。”
省下的 1275 美元，他换成了一部印刷机，又“多要”了 200 册《新民主主义论》英文小册子。
扉页上，他用铅笔写下：“To the Chinese students overseas—study and return.”
其中一本随美军运输机飞回延安，成为延安大学“中国革命史”课程的第一批英文教材；另一本现存武汉中学校史馆，铅笔字淡得像一声耳语。
1964
清明细雨，红船泊岸。董必武写完“革命声传画舫中”，墨晕成梅，忽回头问讲解员：“嘉兴一中今年招了多少工农子弟？”
得知比例达 57%，他从怀里掏出《全国中学招生统计表》，在嘉兴一栏旁写下“>50%，很好”。
这张表后来被浙江省教育厅存档，成为 1965 年“半农半读”试点的重要参照；试点校语文课本第一篇，正是董老改定的《红船启航》。
1969
凌晨四点，汽笛像拉长的叹息。董必武把打补丁的棉大衣披在小儿子董良翮肩上，又塞进一本油印《黄安农民夜校课本》。
“争取当个好农民。”
火车开动，他递进一包延安带来的小米：“饿极了嚼几粒，别忘甜味从哪儿来。”
1975
病房白炽灯 24 小时亮着。输液架挂着俄文版《国家与法》，董必武左手输液，右手在药盒背面画连环画：天平、法槌、“法 fǎ”的注音。
药盒折成纸飞机，从窗口飞出，落在草坪。
小女孩捡起，交给父亲——北京政法学院复建办的老师。
三个月后，中国政法大学恢复招生，招生简章封面正是这张草稿的拓印；首批 200 名新生第一课，在医院草坪朗读董老的诗：
“此身不惯闲无着，愿把余生付法科。”
1975 年 4 月 2 日，董必武老先生弥留之际，恍惚间，他看见一条河： 1919 的铃声、1927 的油盏、1938 的怀表、1943 的纸船、1945 的西装、1964 的墨梅、1969 的小米、1975 的纸飞机，一起漂来。
河面上浮起无数张稚嫩的脸，他们齐声朗读：“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河水继续向前，流过 1985 年武汉中学的新教学楼，流过 1999 年中国政法大学的 50 周年校庆，流过 2021 年嘉兴南湖的红船少年。
而河源头，始终站着一位穿补丁长衫的老人，手按讲台，目光如炬—— 那是董必武，也是百年中国教育不灭的灯芯。（撰文 周志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