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词、文都高度繁荣，其中宋诗以其别具一格的风格特征与处在诗歌巅峰的唐诗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照。唐诗重情韵，抒情性较强；宋诗尚理趣，多抒议论。沈德潜言：“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北宋初诗体众多，诗派林立，具有明显新变趋势。诗人改革五代的旧习，学习白居易成白体，学习李商隐为西昆体，学习姚合称晚唐体。这三个流派都师法唐诗，欲探索一条属于宋人的诗歌之路，最终却都走入死胡同。欧阳修主张革新诗文，主张学习李白、韩愈诗，而后苏轼成为宋诗集大成者，至此宋诗逐渐走出唐诗光环笼罩下的阴影，成为又一座文学高峰。
“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本是南宋文学评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针对苏、黄以及江西诗派所提出的对宋诗的批评：“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公，终非古人之诗也。”却因其高度概括性和准确性成为后世对宋诗纲领性的批评。
熙宁元年至政和四年，宋朝诗坛上确立宋调，形成了区别于唐诗、表现宋人特质的创作风貌及理论主张。
1、以文为诗
唐代诗歌主要以意象为表情达意的方式写作抒情诗，往往只需几个意象就能表达完整情感。而散文则与诗歌完全相反，它主要通过叙事、议论和描写等表达方式来抒写。到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夜市、瓦子等出现，市民娱乐生活丰富，文人更能发现凡尘俗世中的美。宋诗的以文为诗使诗歌整体风貌散文化，借鉴散文章法结构和叙述方式，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入诗，改变诗句节奏，大量使用虚字。同时扩大了诗歌表现范围，拓展了诗歌记叙功能，诗逐渐日常生活化，不常见的新奇题材可以入诗。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1]。”李白诗爱用古文虚字、连词、奇句散行，杜甫诗从社会现实出发、诗中议论哲理，变盛唐诗以“清韵”入“义理”[2]。以散文笔法和以义理入诗自李、杜始，由韩愈融二人之长而发扬光大。形式上，欲冲破格律的束缚，以散文的写法入诗；用词上，多以虚词“则、之、也”和当时流行的口语、谚语等入诗；内涵上，主要是以议论明哲理。
宋代欧阳修继承韩愈古文，以文为诗，掀起宋代“古文运动”，到陈师道对韩愈的“以文为诗”的不讲骈偶、音律的散文体方法来作诗持批评态度，他在《后山诗话》中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特别批评韩愈奇崛瑰怪的诗。到了苏轼，顺应欧阳修一派，将“以文为诗”发扬光大。
苏轼的以文为诗是在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基础上发展扩大。字法上，将当时不常用的诗歌中的新鲜词汇和通俗方言广泛地进行运用：如《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中的“但寻牛矢觅失路，家在牛栏西复西。”“牛矢”二字甚俗，常规意义上讲可能不够庄重，不可入诗。但是将全诗意境统一起来看，我们却会发现“牛矢”是诗句当中的重要意象，与其他意象之间和谐融洽，体现了南国乡土气息。在句法上，苏轼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长度不一的散句入诗，二是多运用虚词使诗歌的表达更行云流水[3]。如《于潜女》：“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中的“于”“不”等副词的运用。又如《书韩干牧马图》：“南山之下，妍渭之间，想见开元天宝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万匹如云烟”。其中“之”为虚词，且此诗还是以字数参差的散句入诗的典型，读来与散文无异。总之，虚词的使用让诗气贯通，不凝结板滞，有散文风范。在章法结构上，主要表现在将散文的谋篇、布局和结构运用入诗，将原本属于散文的叙事、描写、议论的表达手法一并融入诗歌当中，大大扩展了诗歌的内在容量，促发了诗歌的生机[3]。苏轼借助散文的章法自由抒写，往往使诗歌达到行云流水，曲折回环，跌宕起伏的效果。如《石鼓歌》写于到达凤翔府，诗人在孔子庙观石鼓文。开头“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将本应用散文表现的主题在诗歌中来表达。句法近似散文笔法，诗歌内容上记载诗人辨认石鼓文的经过及生发的感慨，先点出见到石鼓文的时间和地点，再写所见石鼓文情状，然后追述考证石鼓文原委，最后抒发主旨思考“物理”。再比如《书林逋诗后》“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绿。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通篇散行，以议论为诗，观点鲜明语言朴实隽永，赞扬林逋孤清绝俗、清淡名利的人格品质。
2、以议论为诗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唯宋为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已经指出时代对文学的影响。盛唐抒情诗已到达顶峰，宋人难以超越，只能另辟新道路。当时北宋国内政治改革与朋党之争长期存在，外交上软弱可欺，文人具有强烈忧患意识，认为宋代已经达到“岁危于一岁”的程度。宋代理学发达，禅学流行，儒释道三家合流，形成思辨之风、崇尚义理之气。苏轼受此影响很大，既坚持儒家的入世、渴望兼济天下，又通过参禅体味虚境，体察万物万物，将禅理和诗理转化为生活中的常理。在诗歌中观照外物、体悟世界，寄寓哲思。
钱锺书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说：“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唐末五代以来，文风浮靡。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期间，诗人们为了摆脱晚唐的柔弱诗风，矫正西昆体的浮靡，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把“文以载道”的作文理念也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常在诗歌作品中发表议论，一些长诗则更多地承载了议论纵横、反复述说的功能[4]。宋调中以议论为诗总是与以文为诗紧密联系在一起，诗是言情最好的方式、文是说理的最佳途径，诗歌要想抒发议论就不可避免地表现散文特点。诗人对主体思想、情感、认识、道理直接抒发，表达方式上由传统的托物言志转变为直接以议论抒发。
如《泛颍》下半部分“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声色与臭味，颠倒眩小儿。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赵陈两欧阳，同参天人师。观妙各有得，共赋泛颍诗。”以水之清澈洁净，反观被荣华富贵、声色名利所惑的世人，生发应淡泊宁静的人生哲理。诗歌理趣性增强，内容上多表达一定的哲理或诗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感受。
杨慎《升庵诗话》中说“唐人诗主言情”“宋人诗主言理”，宋诗的道理不是枯燥说理，也不是做作的说教。强调诗歌表达“理”的同时，要含“趣”。苏轼提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强调新意、妙理的重要性。“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从审美角度要求诗歌要具有超越常情又合于理道的艺术趣味。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价苏轼的诗：“坡诗不尚雄杰一派，其绝处在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苏轼的纯议论诗充满了理趣，最著名的如《题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以抚琴为喻，美妙琴声的出现是因为客观的琴与主观的人完美结合，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又通过客观而起作用。诗中连用两个反问句，揭示主客体应互相统一的哲理。
苏轼学唐诗之善用意象，将议论与意象自然融合，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写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庐山呈现的姿态也不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处位置不同，观察所得就不同，应全面看待事物。此诗写于苏轼元丰二年被贬黄州游庐山时，人生已过半百，种种复杂的人生经历感悟凝成一首诗。再比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前四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写一个人或是为了谋生，或是读书、应举、做官，东奔西走，就像一只鸿雁。鸿雁脚爪踏在雪泥之上，转眼又飞走了，留下的痕迹也很快消失。以“飞鸿”这一意象，比喻人生行踪的偶然无定。可见人的一生，偶然留下痕迹，随时变灭，也是一种自然规律，没有必要过分怀念。
3、以才学为诗
北宋奉行右文政策，建立馆阁制度，大规模搜集图书、编书，倡导读书之风；改革科举，扩大科举规模，网罗人才；尊用文臣，优礼儒士。宋代重视教育，大量兴办学校，文人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宋代理学兴起，吸收融合儒释道三家，表现较强的思辨性、哲理性。种种情况使得宋人对读书、对文化更为看重，诗人与学者身份统一，出现许多通才。苏轼出身于文学世家，从小受文化熏陶，自身既有天赋又愿意刻苦努力，比如创造“八面受敌”读书法，力求把书读精。他一生宦海浮沉，四处漂泊，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对世事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宋调中的“以才学为诗”主要体现在诗中多使用典故——或者以事典入诗，或者化用前人诗句、诗意等入诗，重视诗人学问。追求属对精切，好用僻字、押险韵，求新奇；经学、史学、哲学、佛道之学等也可入诗。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己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如果能将典故运用得当，可以起到极好的表情达意的效果。黄庭坚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来。”宋初“西昆体”学李商隐“资书以为诗”，但内容浅薄格调不高。从梅尧臣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才逐渐树立了宋诗学习古意典范。苏轼代表宋诗创作最高水平，其诗歌堪称宋代学问化诗歌典型。
苏轼认为“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如《和董传留别》：“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写于苏轼罢凤翔签判赴任汴京，途径长安与董传话别。中间两联连用四个典故，第三句“烹瓠叶”用《后汉书儒林传》刘昆教礼仪设帐授徒“以素木瓠叶为姐豆”，第四句“踏槐花”用钱易《南部新书》记载长安谚语“槐花黄，举子忙”，第五句“寻春马”用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洛阳花”诗意，第六句“择婿车”用《唐摭言》卷三所记长安公卿于新进士放榜日在曲江之滨设宴“拣选东床，车马填塞”的曲江宴典故。四个典故都与董传读书应举密切相关，赞扬贫穷书生董传的才学和品格，表达对他应举落第的不幸遭遇的同情。
在诗歌主旨与情感的统摄下，几个典故被熔铸成了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达到了诗情诗意的妙合[5]。用事切题达意，典故与诗情浑融一体。如《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敝裘羸马古河滨，野阔天低糁玉尘。自笑餐毡典属国，来看换酒谪仙人。宦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剩作新诗与君和，莫因风雨废鸣晨。”写于苏轼由密州赴汴京途中，颔联用苏武任“典属国”前在北海食雪餐毡的典故，表达自己冒雪远行的艰苦狼狈之状；“换酒谪仙人”用李白遇贺知章解金龟换酒的典故，以喻李公择能诗好客，亦合对方之姓，使人感觉亲切自然，毫无牵强凑合之迹。再比如《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结尾处：“山林饥卧古亦有，无田不退宁非贪。展禽虽未三见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当投劾谢簪组，为我佳处留茅庵。”用柳下惠三次被罢黜和嵇康自知出仕有七种不堪的典故，暗示自己坎坷的仕途以及对官场的厌弃。
凝理于典，即以典故抒发议论，这样的典故常常出现在时事诗、咏史诗或咏怀诗中，苏轼有时借一些历史典故表达自己的襟怀和见解，这样的议论往往饱含理趣。如《和刘道原咏史》：“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吴客漫陈豪士赋，桓侯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前六句，每句一典。孔子入世、接舆避世，但都无济于事；奴隶、童子相与牧羊，俱亡其羊。陆机劝讽权贵，扁鹊献方救人，亦归于无用。苏轼借这么多事例向我们传达他的看法：博高名以求不朽不如苟且偷生于世，言辞之间有些许消极。
化用前人诗句诗意等入诗也是苏轼运用巧妙的方法，如宋人《道山清话》载：苏子赡诗有“似闻指麾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之句。尝问子瞻：“当是用少陵‘谈笑无西河’之语？”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也。”
苏轼是宋调集大成者。最早对宋诗议论性强的特点提出论断的是南宋张戒，指责“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诗人之意扫地矣。”批评苏、黄等人的以议论为诗偏离了诗歌创作的“咏物、言志”的本质特征，是“为文而造情”。而后严羽又以“吟咏性情”、“非关理路”、“不落言诠”的论诗观点，批评了“近代诸公”——主要指苏、黄二人。二人认为，诗是用来缘情的，在诗中大发议论，就是背离了诗的本质特征。这种观点反对苏黄流弊，有进步之处，但全面否定也显得有些偏颇。
不可否认宋调存在一定缺陷，但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来看，唐诗与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诗歌典范。东坡有句云“人间有味是清欢”，宋诗的魅力，正在于那“清欢”之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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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