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与“人”的角度谈叙事文学作品，优秀者大致可以归于以下两类：平实的传奇描写，以及传奇的寻常演绎。本文所比较的《聂隐娘》和《红线传》俱为唐传奇中名篇，讲述的都是神奇女侠的传奇故事，跳出了个人的悲欢离合而着眼于政治大局，二者皆反映出了歌颂侠义、向往和平之愿望，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但若从“是否符合奇人凡事与凡人奇事”以及“对‘事’与‘情’的把握”两方面比较分析，《红线传》的艺术价值较《聂隐娘》要略胜一筹。
一、 是否符合奇人凡事与凡人奇事
《聂隐娘》的主人公是将门之女，出身不凡。十岁偶然被尼姑看中虏去学武，杀有罪之“大僚”，五年后归来已成为一名武艺高强、头可藏剑的女刺客。在藩镇割据的大背景下，隐娘卷入节度使混战，奉魏帅之名刺杀刘仆射之时却为其机智折服，转而投靠刘仆射，并且成功化解了精精儿和空空儿两次暗杀，成为名噪一时的传奇女侠。隐娘出身高贵，应算得不凡，且个人经历也充满了离奇曲折的色彩，属奇人奇事范畴。类“锦上添花诚可贵”。
而《红线传》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善弹阮咸，又通经史”、武艺出众却出身贫贱的婢女。但她善解人意，忠心为主，当其主薛嵩因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蓄意兼并而“日夕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之时，她孤身一人半夜潜入田承嗣寝帐，盗取金盒以示警告。用自己的武艺、智慧和勇气“保两地城池、全万人性命”，赎回自己前世用药误杀三人之罪，饯别后不知所踪。从出身来看，作者开篇交代了红线为一婢女，属平凡之人（结尾处提及红线前世，当受佛道思想影响）；但其夜行七百余里，巧妙化解了两个节度使之间一触即发的冲突亦具有传奇色彩，属凡人奇事一类。似“雪中送炭价更高”。
连续的高潮会使读者审美疲劳，平凡与传奇的对比反而是恰到好处。隐娘将门之女的身份在开篇之时便将读者的心理期待阈值突兀拉高，在高阈值情况下（传奇之人）高强度的刺激（传奇之事）多被抵消，反而不会带来更惊艳的阅读体验；而红线出身卑微，本“应”碌碌无为，但她凭微弱的一己之力守护万人性命的壮举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产生强烈对比，更能令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另外，出身高贵只是个例，将芸芸众生的英雄梦投射到一个普通人身上，会更贴近大多数读者的实际情况，使更多的读者代入己身从而产生共鸣。故在此方面，笔者认为《红线传》给读者来带的冲击更大，艺术价值更高。
二、 对“事”与“情”的把握
从文章的整体叙事风格和写作手法来看，《聂隐娘》一文时间跨度较大，从隐娘幼时一直写到最后归隐，主要记述了隐娘在魏帅和刘仆射中间的周旋，相对简略。且文章整体风格偏向奇诡，类似志怪小说，“化尸水”“头中藏剑”情节让人读来不免一惊，虽更具想象，但情节有些过于离奇甚至趋向荒诞。相比之下《红线传》的时间跨度更小，着重描写了红线盗取金盒救主一事，铺垫完善，动机合理，记述详尽，更贴近现实生活易引起读者心灵共振。且行文中加入了大段的人物对话和景物描写，以情写景，情景交融。主要表现在红线窃得金盒返归之时，作者借女主人公的口吻写到，“既出魏城西门，行将二百里，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飒动野，斜月在林。忧往喜还，顿于行役，”完成任务的红线欢欣喜悦，迷人的夜景仿佛也在为她庆贺，与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有异曲同工之妙。“晨飒动野，斜月在林”短短几字便勾勒出一幅静谧又飒沓的风景画，将红线的心情体现得淋漓尽致，真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也为小说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和灵动之感。
在对人物情感的描摹上，二者也是有所不同。隐娘的侠客形象更加典型，作者偏重塑造其“豪气”。她武艺高超、惩恶扬善，自己做主嫁与了一位出身普通的磨镜少年，后在二主的选择中也是豪爽果决，最后仗剑天涯、随心而行，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女侠客。《红线传》中并没有男女感情线，但薛嵩与君主的君臣之忠以及红线与薛嵩的主仆之义也让人为之动容。在当时，唐王朝封安史旧部，形成河北三镇，其中田承嗣势力最大，独立野心渐显。薛嵩在降唐后“感恩奉职，数年间，管内粗理”，他所镇守的相、卫，正隔在河北三镇与朝廷所控制的宣武镇之间，起着屏障汴州和东都的作用，所以相卫便成了田承嗣意欲扩充实力的第一个目标。故薛嵩之所以愁眉不展，不仅是忧惧田承嗣，更多的是忠君报国的信念以及维持天下安定的愿望，红线历经万难、夜间往返七百里盗取金盒的主要目的也是替主分忧，君臣和主仆之间深厚的情谊令人难以忘怀。平实却浓烈的情感更加打动人心，也更符合人们的道德期待和价值观。
综上，《红线传》以凡人奇事和“事”与“情”的圆融在艺术价值上略胜《聂隐娘》一筹。
（作者 陈若彤）
图为唐传奇《聂隐娘》， 陈若彤 供图
